伊士曼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沃特维尔（Waterville）村。是Maria Kilbourn和George Washington Eastman家三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该村庄位于纽约州北部尤蒂卡的西南部大约20英里处。伊士曼老宅子是乔治父亲出生的地方，乔治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他们一度搬到纽约曼福特的杰纳西乡村博物馆，罗彻斯特郊外。

在乔治5岁时，他的父亲将苗圃出售，举家搬到罗彻斯特。在这里，老伊士曼将其毕生精力投在伊士曼商业学院（Eastman Commercial College）。后来灾难不幸降临。在乔治7岁时，父亲去世，学校关门，家庭经济一下陷入困境。

伊士曼的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没有多少文化，只能替人做零工挣钱，但她却知道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为了筹措这些费用，她夜以继日地工作，难得片刻休息。伊士曼看到母亲这样辛劳，心中很痛苦，可是小小年纪的他，只能把母亲的恩情铭记在心中。

14岁的时候，伊士曼再也不肯读书了，他不忍心母亲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他要帮助母亲分担这个责任。母亲反对他辍学，可是伊士曼决心已定，母亲只能心酸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么早就进入了社会。

辍学后的伊士曼开始到保险公司去做杂役，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信差，每周3美元报酬。第二年才增加到5元，就这样，家里的情况开始慢慢好转起来，一年以后，他成为另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久他便负责保险单的整理归档，甚至编制保险单。他的工资涨到每周5美元。尽管只有这么一点钱，但伊士曼还是视若珍宝，小心地积攒下来，全部交给母亲。同时，他还做兼职书架的销售工作，有时甚至还会上门向家庭主妇推销打毛衣的编织针。推销的工作更是让人备受打击，经常遭遇冷眼，但为了母亲和家里，伊士曼都忍受了下来。

1874年，在保险业干了5年之后，他受聘为罗彻斯特储蓄银行的一名低级职员。他的工资翻了三倍——每周超过15美元。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他终于积聚了3000美元。作为一个银行职员，伊士曼已经跨入了白领的行列。

从小的时候，伊士曼就喜欢去旅游，原来是没有钱没有时间，1879年终于可以到处走走了，25岁的他计划去圣多明各度假。当一个同事建议他记录此次旅行时，伊士曼花94美元买了一套照相器材——包括照相机和显相设备，其中包括潮湿天气所需的所有随身用具，并学会了摄影技术。没多久，他便对摄影着了迷。

但令他烦恼的是，当时的照相机太笨重：相机像微波炉一样大，而且需要一个沉重的三脚架。他还带了一个帐篷，以便能够在玻璃片上涂上照相乳胶，再将玻璃片曝光，然后在其未干之前冲洗曝光板。有化学药品、玻璃桶、笨重的板架和一壶水。全套装备“整整一马车”，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更糟糕的是，这机器操作起来有许多麻烦的步骤，如果不严格按照技术要领操作，结果不是漏了光，就是照成模糊一片。况且学习如何使用它进行拍照还花了5美元。这样子下去，照相不是负担，而是累赘了，能给旅游者带来愉快吗？伊士曼暗自立誓：要努力改进摄影器材，简化拍摄手续，让照相技术“面向大众化”——使用照相机像使用铅笔一样方便，使人人都能享受摄影的欢乐。他开始一心扑进研制轻巧方便的摄影器材工作之中。

伊士曼的圣多明各之旅并未成行。但他完全被摄影迷住了，并决心将复杂的过程变得简单。当时照相技术还在初创阶段，效果很不理想，伊士曼决心探索革新之路。每天从银行回家后，他就一头钻进了自己的研究中，家里的厨房成了他的实验室，他买来各种化学试剂做着各种试验。对于化学，他是一个门外汉，可是真所谓实践出真知，通过各种实验，许许多多的奥秘都被他揭开了。他的主要“导师”就是一本被他翻烂了的英国摄影杂志。

每次，他把屋子遮得严严实实地做着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实验，累了就躺在地板上睡一会儿，醒了又接着干。这种无休止的单调生活他一点也不觉得苦，他的心中充满了创造带来的快乐。

有一次的实验，他从星期三一直做到星期六晚上，正好女朋友来电话约会，两个人约定第二天早上10点钟在车站会合。挂了电话后，伊士曼又开始搞自己的试验，结果因为太过于专注，等他睡下，起来时已经日上三竿了。这样的情况举不胜举，女友再也无法忍受，就跟他分手了。虽然心中很痛苦，但伊士曼依然把发明继续搞了下去。

经过三年的摄影实验，伊士曼终于有了一个可行的配方。他在英国杂志上读到摄影师正在制作他们自己的明胶乳剂。涂上这种乳剂的玻璃片在干燥之后仍能保持感光性，并方便曝光。通过使用取自这些英国杂志之一的配方，伊士曼开始制作明胶乳剂。1878年，伊士曼发明了一种涂有一层干明胶的胶片，而在此之前，感光底片都是湿片。湿片片基涂了乳剂之后，必须趁其未干就得曝光和冲洗，而干片则在什么时候曝光和冲洗都可以。1879年，伊士曼又发明了一台乳涂敷机，开始批量生产干片。他很快意识到制作干版出售给其他摄影师是有可能的。

伊士曼的发明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他的研究开始得到商人斯通的赞助。1880年4月，伊士曼先生租用罗彻斯特州街一座大楼的第三层，开始制造干版出售。他最先购买的设备之一是价值125美元的二手发动机。

“我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马力”，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两个马力，但我想可能随着业务的发展，会需要两个马力的。这值得一试，因此我就把它买下了”。

随着新公司的不断发展，公司至少有一次面临分崩离析，那就是在经销商手中的干版出现问题时。伊士曼先生将这些坏板全部召回，并用好产品替换。“赔偿那些版花掉了我们最后一美元，”他说。“但是留给我们的更加重要，那就是声誉。”

“这个想法是逐渐形成的”，他后来说：“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制作干版，而是使摄影变成平常事物”，或者像他更简洁地描述一样，“使相机变得和铅笔一样方便”。

伊士曼先生的实验方向是使用比玻璃更轻、更灵活的片基。他的第一个方法是将照相乳胶涂在相纸上，然后将相纸装入胶卷架。该胶卷架用于取景相机，代替玻璃片支架。

1885年第一个胶片广告词是“很快将推出一款新型感光胶片，相信将被证实为室外和工作室用玻璃干燥板的经济而方便实用的替代品”。

1886年，伊士曼研制出卷式感光胶卷，即“伊士曼胶卷”，结束了用湿漉漉的、笨重易碎的玻璃片做照相底片的历史。

使用胶卷架的该摄影系统立即大获成功。然而，相纸作为乳剂的介质并非完全令人满意，因为相纸的颗粒有可能在照片中重显。

伊士曼先生的解决办法是在相纸上涂上一层单纯的可溶明胶，然后再涂上一层不可溶感光明胶。经过曝光和显影之后，涂在影像上的明胶从相纸剥落，转移到一张透明明胶上，然后用火棉胶修饰——这是一种纤维素解决方案，可形成柔韧的胶片。

伊士曼先生在完善透明胶卷和胶卷架的同时，改变了其工作的整个方向，并奠定了他在业余摄影上取得成功的基础。

他后来说道：“当我们开始实施胶片摄影的计划时，我们期望使用玻璃片的每个人都能够改用胶片。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做的人相对较少。为了扩大业务，我们须得到普通大众的支持。”

并不满足

发明并没有让伊士曼满足，毕竟真正的“照相大众化”还没有实现，面向家庭的、便携式的家用照相机才是他的最终目标。伊士曼又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在照相机的改进上，研究如何把机器做得更小、更轻、更方便。经过无数次的失败，1886年伊士曼研制的新式照相机终于诞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这些！同时，这种照相机最特殊的地方在于，等全部拍摄完毕之后，连照相机原封不动地送去冲洗。这种样式与销售方法，在摄影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摄影爱好者们从此结束了用马车装载照相器材的时代。

新产品的诞生

为了给自己的新产品取个别致的名字，伊士曼想了很久，自己创造了一个从未有的新单词——“柯达”，后来他解释说：“这个名称是我自己想出来的，‘K’是我最喜爱的字母，它属于那种抑扬顿挫而朗朗上口的字母。但是如何让这个词以‘K’开头和结尾，这成了一个问题。经过许许多多次的字母组合试验，我最终想到的是‘Kodak’。”伊士曼先生选择的柯达独特的黄色商业外观举世闻名，也是公司最具价值的资产之一。

1888年6月，小型口袋式照相机“柯达一号”终于推向市场，但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很好，由于是新生事物，照相机刚推出市场时，几乎无人问津。看着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大家都不相信它会拍出好的人像来，毕竟传统的照相器材已经占据了那么久的市场。再说，照相一向是很麻烦的事情，很多人害怕自己没有技术，不会摆弄这个新玩意。

面对这种局面，伊士曼别出心裁，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创意，他在媒体上登了一则广告：“你只要按一下按钮，其余的我们来做”的口号，其后不到一年，该口号便变得家喻户晓。随后，广告经理和广告代理们都竞相实施他的理念，杂志、报纸、陈列柜和广告牌上布满柯达标语。

柯达产品在世界博览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柯达女郎”身着时尚服装，手持年年更换的相机，对着各方摄影师露出迷人的微笑。1897年，“Kodak”一词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以电光标志闪闪发光——这是最早用于广告的此类标志之一。

今天，公司广告在全世界范围出现，由伊士曼先生本人创造的“Kodak”商标几乎家喻户晓。

1892年，伊士曼把公司更名为“伊士曼·柯达”公司。1895年，柯达公司以卖价5美元的口袋式照相机投放市场，轰动了全世界——照相技术“面向大众化”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概况

柯达的每一个前进都是科研推进的结果，为了打造一个优秀的品牌，从一开始，伊士曼就很注重科研工作。为此，他不惜重金招聘许多第一流人才，鼓励他们去探索、研制新产品。柯达公司的研究发展预算名列美国企业界的前列，每天投资额高达150万美元，仅总公司就雇用了约2000名工程师和科学家从事各种研究工作。

趣事杂谈

一次偶然的机会，美国的两个音乐家在看一部彩色短片时，激发了改良彩色摄影的想法。于是，他们把德国科学家配制的乳剂分成三层，终于发现它们对光源的红、绿、蓝三色产生感光作用，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发现对伊士曼有多么重要。

当时的彩色摄影，摄影师要在镜头装上红、绿、蓝三种不同颜色的滤色镜，工具复杂，费用高昂，而且颜色是人工涂画的，拍出的效果不是很好。伊士曼在杂志上一看到他们的新成果，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研究继续下去，将给彩色照相带来一场改革。

1930年，伊士曼即和这两个音乐家签订了合同，在技术力量和资金上大力扶持。经过3年的努力。世界上第一个可利用两色冲晒程序的感光彩色胶片问世了。不久，他们进一步把感光片分作5层。从那以后，任何人都会使用柯达彩色胶卷拍照——冲印出色彩鲜艳的照片来。

优秀的管理体制

除了先进的技术，最重要的还是优秀的经营管理体制。那就是本着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态度做事，一切以它为支柱。无论做什么事情，伊士曼都抱着这样的态度，并始终贯彻着弃繁从简的思路。甚至公司的名字——“柯达”，也是源于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创造一个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但是在任何语言中都容易上口的名字。

创业伊始，伊士曼就建立了这个支柱。刚刚起步的时候，他曾经召回一批有瑕疵的感光材料，并且向客户全额退款，虽然当时并没有法律规定他必须这么做。但是伊士曼坚信，失去客户的信任将给柯达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他是把公司的品牌当作一个百年工程来经营。直到今天，这个理念还被严格地遵循着，在柯达，没有什么比维护品牌更加重要的事情。制定每一个战略，做出每一个决策，处理每一个客户事项的时候，都要考虑这样做会给品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不能不提的还有建议奖励制。早在1889年前，乔治·伊士曼收到了一份普通工人的建议书。建议书呼吁生产部门将玻璃窗擦干净。这虽然是不能再小的一件事情，伊士曼却看出了其中的意义所在，他认为这是员工积极性的表现，立即公开表彰，发给奖金，从此建立起一个“柯达建议制度”。这个制度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并得到了不断的改善。而公司员工已经提出建议180万个，被公司采纳的有60万个以上，而公司职工因提出建议而得到的奖金，每年大约都在数百万美元以上。让伊士曼想不到的是，他所建立的“柯达建议制度”后来成为了其他各大企业纷纷效仿的对象。

简介

除了他的创造天赋，伊士曼更以非凡的远见卓识，在创立企业之初就融入了人性化和民主的管理。他认为员工不仅仅应该拥有良好的收入——这种思维方式远远超前于他那个时代的管理人员。

在公司成立伊始，伊士曼就开始计划给员工“分红”。1899年，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将他自己所得的一大笔钱无偿分发给为他工作的每位员工。

后来他设立了“分红”，按照公司股票年度股息的比例，每位员工都可获得高于工资的奖金。“分红”是一个创新，代表公司净收益分配的一大部分。

体恤员工

伊士曼先生认为公司的繁荣昌盛不仅归于发明和专利，更多的是员工的奉献和忠诚，而员工的奉献和忠诚可通过利润分享的形式得到巩固。

1919年，伊士曼先生将其拥有的三分之一公司股票（当时市值1000万美元）赠予其员工。再后来他开始履行建立退休金、人寿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计划，伊士曼先生视此为己任。有了这些福利和分红，员工的未来将更有保障。

传记作家Carl W. Ackerman在1932年写道：“伊士曼先生是当代巨人。他在创立公司时贯彻实施的社会哲学不仅在其一生中都是超前思维，而且要多年以后才被普遍认识和接受。”

事业成功

伊士曼是个发明家，更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财富滚滚而来。他并不需要生产全世界的照相机，但全世界的照相机厂商，凡是使用了他的专利产品，都得向他付费。他引发了照相技术里程碑意义上的多次革命。但是或许事业太繁忙，或许他过度专注自己的发明，伊士曼终生未婚。但伊士曼却并不孤僻，他把自己后来的全部心思和财富都用在了慈善事业上。

伊士曼先生对慈善事业的贡献几乎与他在摄影领域中的开拓工作一样家喻户晓。在这一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他以一个狂热的爱好者的热情投入工作。

在周薪达到60美元时，他便开始捐赠非赢利机构——其中50美元捐给刚成立、奋斗中的罗彻斯特机械学院（现罗彻斯特技术学院）。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景仰者，因为他雇佣了一批该学院的毕业生，后来都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经过一翻深思熟虑，他捐赠给了麻省理工学院极其丰厚的礼物以表达这种景仰之情，后来数目达到2000万美元。该礼物是以“史密斯先生”的名义匿名赠送，后来神秘的“史密斯先生”的身份几年以来一直有人加以猜测，甚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首流行歌中表现出来。

伊士曼先生对牙科诊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为罗彻斯特牙科诊所制定了完整的计划并募集了25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然后为儿童启动了大规模的牙齿治疗计划。牙科诊所同样被赠予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和斯德哥尔摩。

当被问及他为何偏爱牙医诊所时，他回答说：“将钱花在牙科诊所上比花在任何其他慈善计划上所得的回报要多得多。如果在关键的儿童时期好好爱护牙齿、鼻子、喉咙和嘴巴，则在孩子们的一生中，更漂亮的外表、更佳的健康状况和更充沛的精力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医学事实”。

回报社会

伊士曼先生酷爱音乐，也希望其他人享受音乐的美好和快乐。他建立并资助了伊士曼音乐学校、一所戏院和一个交响乐团。“雇用技能熟练的音乐家相对容易，但音乐鉴赏是金钱买不到的。然而没有广大的人们享受音乐的乐趣，开发任何城市的音乐资源的任何尝试都注定要失败”。他如是说。因此他的计划中有一个让公众受音乐熏陶的实用公式——利用罗彻斯特人们几十年来积累的成果支持他们自己的交响乐团。

随着伊士曼先生在医院和牙科诊所领域的工作和学习的深入，他对该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他提倡并实现了一个在罗彻斯特大学设立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计划，并像大学的音乐学院一样举国闻名。罗彻斯特处处能见伊士曼先生划时代的印记，对丰富社区生活做出的巨大贡献。

他极其关心非裔美国人的教育，并向汉普顿和塔斯基吉学院馈赠良多。仅1924年某日，伊士曼先生即签字向罗彻斯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汉普顿和塔斯基吉学院捐赠3000万美元。他在放下笔时说道：“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终其一生，伊士曼的捐款超过了1亿美元。在20世纪早期，1亿美元是一笔极其巨大的财富。在解释这些贵重的礼物时，他说道：“世界的进步几乎完全依靠教育。我选择了有限数目的接受者，是因为我想支持某些类型的教育，并且觉得这种捐赠比无选择的捐赠得到回报更快，也更直接”。

伊士曼先生常常会以某种方式使受益人配得上接受礼物，因此学院将有信心独立自主。对他而言，巨大的财富带来更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