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青训的小球员们值得公众关注

因为他们肩负了国足崛起的希望

青训背后的理念同样值得公众关注

因为它关乎一代球员的职业生涯

对小球员自身的生活，我们记录在了上一篇文章中，而这次，我们想来聊一聊青训的理念。好的地方是青训的进步，但我们更加关注其中不尽人意之处。这间接地影响了中国足球的水平，也深刻地反映了青训中种种弊病与不足。它或许是一种恶性循环，或许归咎于有限的人力物力，或许需要很多时间去改正。

青训的目标当然是提振中国的足球水平。然而，是不是提高了小球员的球技，就能提振整个国家的足球实力，我们要在这里打一个问号。

（鲁能足校内的标语，用于激励小球员）

鲁能足校的副校长李学利对此很有一套见解，从1999年鲁能足球学校创办之初，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7年。在他看来，文化课程对于球员来说同等重要：“想要培养出优秀的球员，就要先培养出优秀的人。一个顶尖的球员，智力一定不会差，他一定是一个聪明的人，因此，对孩子智力的开发对于足校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孩子的文化课，要求这批在足校上课的孩子的文化课水平不比一般小学中学的孩子们差。”

李校长将文化课对球员的作用解读为“球商”。类似于“智商”、“情商”，球员在球场上也需要一套“球商”，不论是数学课带来的逻辑能力，还是语文课所影响的沟通能力，都是足球这项团队性和竞技性并重的项目所看重的。“从近几年的观察来看，在学校里成绩好的学生，踢球也比成绩不好的学生踢得好。”

走进课堂后，我们却看到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一节六年级的课为例，孩子们即将迎接小学毕业考试，但是在这里却感受不到一点备考的紧张氛围。前半节课是做卷子的时间，大多数孩子注意力都不集中，不时四处张望，偶尔写个两笔，就又走神了。做完试卷，老师开始带读英语，孩子们跟读了几个单词后，声音就渐渐小了下来，有的同学开始和邻桌讲话。老师读的非常卖力，有时也停下来制止同学的讲话，但课堂的纪律却没有太大改善。当下课铃响起，早已按捺不住的孩子们飞快地放下书本，说笑着跑出教室。

（鲁能足校的标语的另一半，这是为教职工而写的）

小球员们对此看的很淡。对他们而言，学校的文化课要求很好满足。课堂纪律主要看老师管得严不严，而平时的考试只要及格就行。有的小球员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考虑过回到普通的学校，回归一般的教育。对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而言，现在的主要任务只有踢好足球而已。

实际情况与李校长的期望差距很大，为什么？

对孩子们来说，他们身处的还是一所足球学校，最有可能的出路是踢球，因此练好足球是最重要的事：一方面，拥有不错的球技，文化课落后一些也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文化课的优异也没有什么“收益”。

原因很简单：对小球员们而言，从迈入足球学校大门起，他们的出路便已经稳定下来了。足球学校为小球员们提供了一个舒适、自如的成长环境，低淘汰率使得小球员们不用担心踢球之外的事情。事实上，像中超、中甲、中乙这样的职业联赛球队，只能靠为数不多的足球学校来输送专业球员。所以足球学校不需要淘汰，输出的球员也能进入职业球员的行列中。

优良的条件对大多数小球员是好事，但它对一些个例也能造成很大的伤害。孩子们在足校的重心放在足球上，其他方面与同龄人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一旦将来出现伤病，或者因天赋的原因被足球学校淘汰，就彻底失去了和同龄人的竞争力。

对于父母而言，将孩子们送进课堂要比送进足校稳妥得多。“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学习成绩顶尖的孩子们纵有天赋，也不会走上足球这条路。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还有一层更严重的问题，低淘汰率限制影响了国足的发展。“其他国家是百里挑一，甚至如德国能达到万里挑一，而我们则是两个踢球的孩子里面挑一个。”目前在足协的青少年各年龄段的球员只有37490人，而就如邻国泰国的注册人数都超过了28万。踢球的人少，竞争就不激烈，出现天才的概率也小。球员的竞争小，潜移默化地限制了球员的发展，中国足球的水平因而始终无法提高。

（小球员放在窗台上的各类奖杯)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国外的经验。西方国家的青训大多是采取走训的形式。孩子们在学校和同龄人接受相同文化课教育，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足球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课外的爱好，他们的主业仍旧是文化课的学习。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每天下午放学后，他们会再到足球场去接受几个小时的足球训练。当达到一定年龄后，这些孩子中的天赋出众者才会被吸纳进专业的足球俱乐部，自此，他们的未来才会基本确定为走职业足球这条路。

国外的经验只是一种思路，但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增大踢球人群的基数，延后小球员进入职业化道路的年龄，给予孩子们在职业选择上更大的弹性空间。毕竟，国足的水平反映在一支队伍里的二十几个人，但天才的出现是随机而不确定的。只有更多的人踢球，我们才能发掘出更多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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